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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刘彻在公元前113年，也就是他即位后的第二十九年创建了年号，并且将年号追溯到他登基开始，也就是说他在前141年登基，登基第一年不能改元，所以第二年（前140年）为建元元年。

    他的这一创举被一直延续下来，年号也因此被赋予了更复杂的意义，它代表了一个合法的政权，也代表了一个时代。在历史中，臣服的政权都会被要求“奉正朔”，这个正朔就是指年号。

    刘彻在年号上的创举证明了他性格的一大特点，求变。

    他的一生都在求变，在攻击他的人眼里，求变可以理解为折腾，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把家底给折腾光了。当然，在赞扬他的人眼里，求变可以理解为有所作为，有所作为的结果是创造出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。

    建元元年（前140年），刘彻登基的第二年，十七岁的刘彻就迫不及待的下了一道诏令。

    这道诏令是跟人才有关的。

    他下令，各级官员，列侯，宗室必须向朝廷举荐正直贤良，敢于直谏的人。

    一道诏令，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热情，整个国家突然紧急动员起来了，为了迎合新皇上的政令，各地稍有名气和文才的人源源不断地被送到长安城。

    那段时间，在长安城的各大要道上，出现了一个以往难有的景象，客流量猛增。来来往往的人有说有笑，时而高歌，时而低吟，无论乘快马的，还是坐牛车的，身上都别着一堆书简。

    这个现象类似于以后的进京赶考，只不过那时候叫应征。

    征召制度有别于科举制度，前者没有常制，举行与否全在于天子想不想招聘新员工。而科举制度则是定制，隔年举行，以旧换新。

    因此，同样是为了搜罗人才，但汉代的群众算是开眼界了。

    长安城几天之内聚集了众多的文人雅士，除了刺激了长安消费，而且还让不少文盲们看到了斯文的力量。

    满大街的之乎者也虽然令人讨厌，但是大街小巷中开门做生意的老板们，甭管是开铺子的，摆摊的，卖包子的，卖菜的，挣完钱之后，还能受到文人士子们的礼敬，怎么说也是一件快事！

    不过，这么多文人士子，却让主管征召的大臣们犯了愁。

    这么多文人士子，新天子即便每人看一眼，说一句话，也得个把月不吃不喝不睡觉。

    这可不行。

    大臣们出于对皇帝身心健康的考虑，还是决定先筛选一番。于是，几经筛选下来，最终留下的只剩下百余人。

    剩下的这些人获得了与刘彻见面的机会，用比较官方的术语来说，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问策。

    刘彻将这百余人一一召见，亲自与其讨论治国之道，考完嘴上的功夫，每人还要写一篇文章，展示笔头上的功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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