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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以徐阶为代表的江南缙绅，被皇帝一连串的手段打的晕头转向，而且报纸的兴起，更是剥夺了缙绅在士林清流中的话语权，让他们的抵抗完全没有掀起浪花。

    而皇帝和张文明的先后遇刺，更是给朱翊钧强力清理、压制缙绅以正当性和口实。经历了白色恐怖的南北缙绅，对于朝廷清丈的诏旨，完全失去了抵抗的意志，接受程度完全出乎张居正的预料。

    而对于勋贵占地和隐瞒户口，朱翊钧则采取了赎买的办法。盐场拍卖，以土地换积分的政策，将勋贵的土地收割大半。随后，朱翊钧放风勋贵，让其中大地主将注意力放到海贸上，以英国公为代表的勋贵又吐出了大量的土地。

    对于最难啃的宗室，朱翊钧利用宗室改革，大棒加胡萝卜一起上，土地问题解决的也相对较好。

    这三方，就是原时空对清丈和一条鞭法抵触最强烈的三股政治势力。被朱翊钧一番操作后，清丈工作开展的非常顺滑——就算其中有一些杂音和抵抗，也是局部问题，并未引起全局的波动。对于这些小问题，张居正手段齐出，给安排的明明白白。

    在朱翊钧看来，开启了殖民地模式的大明，人地矛盾将来会得到极大缓解。至于现在为什么不更进一步跨到“乡绅一体纳粮”，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。

    一方面，经过测算，在全面清丈和编户之后，朝廷全面加强了士人免税额度的管理力度，“乡绅一体纳粮”所增加的赋税寥寥无几，与朝廷所付出的政治代价完全不成正比。

    其次，“乡绅一体纳粮”主要是在朝廷管理效能低下的情况下，用一刀切的方式收税。这与朱翊钧将来用免税手段调节社会管理的目的相悖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本时空的一条鞭法其实已经比原时空进步——士人的免税是以退税的形式实现的，也就是他们先交了赋税，然后朝廷按照其免税额度予以返还。

    从表面上看来，这种政策好像是脱裤子放屁，本时空除了王国光等寥寥几人外，几乎没人看得懂这是什么神操作——好像除了增加基层工作量之外，没有什么用处。

    但税务处长出身的朱翊钧深知，这绝非多此一举。先交税后退税的政策，最主要的功能是将“赋税人人平等”这一概念深入人心，让所有人都养成交税的习惯；其次，将来随着财政松紧变化，可以随时调整退税的范围和税率。到那时候，这些退税过程中留下的数据和资料，将极大的减轻新税征收的工作量。

    再次，“乡绅一体纳粮”还是雍正在康熙“永不加赋”这一所谓“仁政”的基础上，将口赋并入田亩的一种税收政策——这将给工商业乃至城市化发展起来后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带来极大的阻力。

    最后一条，丁口赋的收缴，也保护了清丈和编户的成果——使全国性的人口统计变成了常态化的工作，有利于朝廷施政。

    因上述原因，朱翊钧权衡再三，并与内阁详细分析研讨之后，新出台的一条鞭法并未跨到“乡绅一体纳粮”——不过是“实事求是”使然耳。

    原时空条鞭法推行过程中，江南小民蒙其利，多以为此乃善政。而在北方，一条鞭法的推行过程中因为货币投放量和流通双不足，反而在局部地区变成了恶法。

    北方农民在缴税季集中卖粮，因为粮食市场不如南方发达，造成了“钱贵粮贱”的情况，极大的增加了他们赋税负担。而且原时空北方吏治败坏甚于南方，导致在征税过程中，地方官滥增“火耗”，也变相加重了赋税。

    在本时空，朱翊钧和张居正等人在推出一条鞭法时，有意识的在朝廷南北和边地都选择了很多州府进行试点，较为充分的暴露出了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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