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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后宫拄着拐杖行走的朱翊钧将两份奏章细细的看了一遍。不出王崇古所料，张居正面对愈演愈烈的查案扩大化也提出了反对意见，在奏本中提出了不再扩大逮问范围的主张。关于刺杀张文明的凶手，此际确定无疑的是董剑雄，至于董剑雄后面站着谁，日后慢慢查也就是了。

    张居正在明知道皇帝所欲的情况下，还上了这题本，其实是告诉朱翊钧见好就收，不可能一下子将反对派在肉体上消灭光。如果再继续下去，真有可能引起天下大乱了。

    至于王锡爵的奏本，大部分京中官员都署了名字，因此这奏章近乎代表了此际所有京官的意见。在一众朝官看来，朱翊钧追究张文明遇刺案，和太祖时期的“郭桓案”非常类似，不过万历皇帝将刀尖对准了阻挠变法的乡绅而非贪腐官员而已。凡是知道郭桓案的官员，没有不害怕皇帝将刀尖转向的。

    因此，这份劝谏皇帝的奏章中“皇上情愫至诚，为肃正纲纪，清正本源，天下臣民悉已知之。”这句话就体现出王锡爵的高水平。

    在王锡爵奏章中签名的大臣，都明白这句话背后潜藏的意思，也都以谏的方式向皇帝表示了“输诚”。皇帝已经用“张文明遇刺案”向天下表明，在推行变法的事情上，宁可杀的人头滚滚，也没有一点后退和妥协的余地——这种方式的“统一思想”，也只有在皇权至上的大明朝，才有这般操作的可能。

    朱翊钧览奏之后，在张居正的题本上签上“朕知道了”，然后明发，却将王锡爵的题本留中。

    张居正的题本明发当日，满朝文武都知道，皇帝已经发出了妥协的信号，现在是大臣们把台阶给送到皇帝脚下的时候了。

    十一月初二日，内阁次辅吕调阳和阁臣王国光、张四维在养心殿东暖阁请见，劝谏皇帝不再对“张文明遇刺案”扩大化，释放相应无关人员，并返还财产。

    朱翊钧听了道：“据锦衣卫奏报，这些被逮问之家，或与董剑雄联络密切，或者互相串联，虽未有谋逆实迹，但若轻轻放过，妥当吗？”

    吕调阳回奏道:“臣等以为，还是以实证究治为好。部分和董剑雄联络之家，并无谋刺的实证。固然有些攀咬的，不过是三木所求，供词荒唐且无法对证。以实证入罪，罪人当罪；以刑求入罪，难免冤狱。历代祖宗，何曾冤杀一人？臣等请皇上谨慎裁断。”

    朱翊钧听了冷笑，指着自己的腿道：“丧心病狂之畜类，先谋杀朕躬，后行刺大臣家属，以阻挠变法大政，朕还杀不得他们不成？”

    吕调阳见皇帝的语气中少了平日里的淡然冲和，多了些阴狠怨毒，心里打了个突，不敢再诤谏，只是叩下头去不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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