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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然而，在底层军官待遇都没保障的情况下，按照他当日无奈的说法：“发个铁牌牌有何用处？”没奈何，只好內帑出银六十万两，才基本解决总旗以下的军功待遇和抚恤问题。

    再如盐政改革，此前司礼监派员沿途收缴盐税，年收入不足十万两。若內帑无银，朱翊钧敢很随意就裁撤了去？还是兜里有钱，不在乎三瓜两枣，才能果断裁撤。

    盐场拍卖的时候，王国光开始时建议朝廷直接留下一半盐场，不纳入拍卖，用以掌握绝对生产量，防止出现垄断。

    但张居正指出，这留下的一半盐场，产权属谁？若属于朝廷，那应该纳入户部管理，皇帝并无取利之处；若直接归属皇室，朱翊钧和张居正都担心给后世子孙留下坏例子——其后的皇帝看中什么财富，恐按此例直接豪夺。原时空的万历皇帝，派出的“税监”不就是这么些玩意儿吗？

    后来朱翊钧果断拍板，皇室直接参与拍卖，共耗银六百五十万两，才拿下盐场之半数。——这还是在拍卖场上有些灵醒人知道是皇帝派人再拍，没敢加价的缘故。若无张鲸替皇帝打理工商集团揽财，这一朱翊钧要做大文章的盐政改革不免出现大问题。

    然而，朱翊钧和张鲸，都不是后世的工商管理专才。朱翊钧因在税务局工作，对公司法、合同法等商法了解的能多一些，但上手管理之后，也常有力不从心之感。

    张鲸作为朱翊钧亲传，管理思维上不免带着大量的“封建残余”，管人、管事，建章立制不足的部分都用“权力”充当抓手。

    在集团发展壮大期间，这种管理模式没有太大问题。但随着摊子铺的越来越大，张鲸也发现国企病日渐凸显，运转涩滞，即便殚精竭虑，也难以应付。

    于是，在万历四年三月，朱翊钧再次召开内府工商集团管理层会议，拟对集团实施正规化改造，助推其进一步发展。

    会上，张鲸率领各大工厂管事、采购、销售负责人，先向朱翊钧做了一个总结：

    此际内府工商集团在全国各地共下设钢铁厂四家、玻璃厂六家、肥皂厂四家、丝造厂十家、座钟厂两家、工艺厂三家共计二十九家大厂，每家工人都在千人以上；此外还有生产各类奢侈品的小厂子一百三十来家，工人在十几个到数百不等。

    万历三年，这些厂子共生产钢材两亿六千万斤，为隆庆六年全国铁料生产量的两倍半；生产玻璃料一亿四千五百万斤；生产肥皂八百五十万斤。仅这三项给朱翊钧提供的利润，即达到了每年二百八十万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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